配资交易有一部分青年怀揣着满腔热血投身其中

数年来，我在知青网上结识了众多知青朋友，他们既有来自兵团的，也有在乡村插队的。自从两年前开始制作关于知青岁月的口述历史节目，我有机会对比研究了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的情况。这引发了我的思考：为何黑龙江兵团能举办两次大规模的文艺演出来纪念那段岁月，而插队知青的活动却鲜为人知？为何兵团一呼百应，能召集数百甚至数千知青参与各种活动，而插队知青却显得不同？在讲述知青故事时，为何插队知青的经历如此多样，兵团知青则显得较为统一？这些问题促使我产生了撰写这篇文章的念头。

在文革初期掀起的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。其一，便是投身农村进行插队生活；其二，则是加入生产建设兵团。虽然这些青年都属于老三届，且都曾亲身经历过文革的狂风骤雨，但由于社会实践的差异，尽管同样置身于上山下乡的行列，但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在整体及个体层面上均显现出显著的不同。概括而言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政治背景不同

上山下乡运动，这一政治行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期，中国共产党引导众多城市知识青年走出都市，投身农村定居与劳作的重大举措。该运动虽早在1955年便已初露端倪，然而，直至文革后期，在毛泽东主席决定对红卫兵运动进行调控之际，大规模的组织与输送城镇青年至农村的行动才真正展开。1968年12月，毛泽东主席发出了“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”的指示，由此，上山下乡运动迅速铺开。起初，参与上山下乡的青年们往往被安排至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、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县份。

生产建设兵团虽以务农为主，却实行着准军事化的生活模式，其状况与“插队知青”存在显著差异。在上山下乡的初期，全国范围内纷纷成立了众多“生产建设兵团”，众多“知青”投身其中，参与“屯垦”工作。“生产建设兵团”固然承担着屯垦的职责，却并非正规军队，它既肩负着为城市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机会的任务，亦具备备战的功能。1969年，中苏关系紧张，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“全民皆兵”的号召，提出了“招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能胜”、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等一系列备战指示，城市中开始修建防空洞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全国各地纷纷组建了大量以“知青”为主力的生产建设兵团，尤其是在我国的边疆地区。

显然，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，正是借鉴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过往的成功实践。作为承担中央赋予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社会组织，兵团在开发、建设、稳定边疆以及巩固边疆边防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
二、政治境遇不同

鉴于政治背景的差异，广大知青遭遇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待遇。生产建设兵团，由于其独特的性质，承袭了自60年代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理念，对政治审查尤为严格，唯有家庭背景清白的青年才得以获准加入。因此，能够被批准加入生产建设兵团，对许多人而言，宛如获得了一份近似于参军的荣耀。那个时代，正值军队英雄辈出之时，雷锋、王杰、蔡永祥等英雄人物，为广大学子树立了崇高的楷模。参军，成为了众多青年心中的梦想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未能实现参军梦的人来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光荣称号，以及那绿色军装所散发出的魅力，对他们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。面对这一可遇而不可求的参军机会，报名场面之热烈，不难想见。许多人怀揣着这份荣耀，怀揣着屯垦戍边、保卫祖国边疆的梦想，毅然加入了生产建设兵团。

自1974年起，兵团虽转型为农场，然诸多知青直至1978年方才告别这片土地。然而，谈及往昔，他们鲜少提及曾供职的具体单位名称，更不提是哪个农场或分场，仍旧自称是“那团那连”的成员。即便时过境迁数十年，这份荣光与梦想的烙印，依旧深刻地镌刻在他们心间。

在当年的农村插队热潮中，有一部分青年怀揣着满腔热血投身其中，他们高唱“满怀豪情下农村”，誓要“紧跟统帅毛主席，在广阔天地中锤炼忠诚之心”。然而，也有众多青年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和学业无门、就业无望的困境中，无奈之下选择了前往农村插队。

至70年代末，一场知青返城的风潮席卷而来，兵团内部亦涌现出大规模的逃离现象。众多知青不惜想方设法，以期脱离兵团的束缚。这场知青的大规模返城，导致原本一个连队中的200名知青锐减至寥寥无几，甚至影响了当地农场的农业生产秩序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众多曾在兵团生活过的知青，依然对当年投身兵团时的“光荣与梦想”记忆犹新。数年前，黑龙江兵团举办的两次大型上山下乡纪念活动中，文艺汇演中处处洋溢着对那段“光荣与梦想”的深切怀念。

众多前往农村插队的人群中，当初亦有不少人怀揣着满腔热血，踊跃报名投身兵团。然而，家庭背景的筛子无情地将他们筛选出去。“黑色”的家庭出身剥夺了他们守卫祖国边疆的权利。他们沦为筛选的牺牲品，沦为社会的弃儿，被送往辽阔的天地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改造。政治上的偏见，让其中不少人心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，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。

当然，是否能够被分配至兵团，也与知青的届别密切相关。以北京为例，主要是66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以及69届的学生投身兵团，而其他届别的知青参与度相对较低，甚至有些届别根本无法成行。

三、生活条件差异

生产建设兵团的薪酬发放和生活津贴的提供，加之其准军事化管理，确保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。尽管生活环境相较于城市略显艰苦，且曾经历过饥饿的困境，但与插队生活的环境相比，条件无疑要好得多。兵团成员无需自炊，而是享用集体食堂，这对插队知青而言，构成了一个热切期盼与美好梦想。

农村插队的生活条件，实则全然取决于当地的生产状况。虽然个别地区条件尚可，知青们的生活尚能维持基本需求——如内蒙古的阿荣旗、锡盟的牧区等地——然而，大多数知青插队后的生活环境却相当恶劣，年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回家的路费，更别提满足日常口粮。粮食、烧柴与水源，乃生存之基本要素，但在不少地区，这些基本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。他们不得不深入沟壑、井底取水，或是长途跋涉至远方挑水，甚至需翻越数十里山路去砍柴。若逢雨天，干柴难觅，做饭成了一件奢侈之事。这种困苦境况，若非身处农村，实难想象。在插队期间，饱受饥饿之苦的情况颇为常见。尽管知青们人身自由，但经济上却捉襟见肘。乘坐火车探亲回家，成了当时许多插队知青的不二选择，这也成了他们无奈中的“时尚”。

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不仅无力赡养父母，连独立谋生的能力也未曾具备，甚至还需依赖父母的资助。在诸多家庭经济条件不佳的情况下，年轻的女性知识青年选择与当地农民结婚，经济上的无力自足实为一大关键因素。

四、劳动环境

艰苦的劳动环境构成了插队知青与兵团知青的共同印记，他们都曾经历过劳动的磨砺与考验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兵团的劳动强度与生活之艰辛，有时甚至超越了插队知青，尤其是在兵团初创阶段。

在艰辛的劳作之中，知青们不时需以生命作为代价，相较之下，兵团整体所遭遇的风险更为严峻。以内蒙古兵团为例，就有69位烈士在扑灭草原烈火的过程中英勇牺牲。而在插队知青中，虽也有人因劳动不幸遇难，但这些事件均为个别案例。

五、管理环境

插队与兵团差别大。

在那个全国范围内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，某种程度上，农村成为了政治的真空地带。公社的知青办仅能对知青实施微不足道的管控，使得插队知青如同散沙一般。每一位知青都宛如一颗可以随意流动的沙粒。在农村插队期间，个人的自由度相当高，他们可以随意请假，甚至可以不请假便缺席生产劳动。回家探亲同样可以请假，甚至可以不请假，而回家探亲的时间长短也完全由个人自由决定。除少数地区外，大多数生产队很少对知青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。

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不受拘束，畅所欲言，即便偶有言语冲撞，亦无妨。然而，他们在探讨的诸多议题中，不少内容触及了政治的敏感地带。

兵团的管理体系严谨而规范，每位知青如同庞大机械中的一颗螺丝钉，活动空间极为有限，几乎为零。在兵团，随意请假或缺席生产劳动是被严格禁止的，探亲假的规定同样苛刻。起初，探亲甚至被视为禁忌，仅有极少数人能在春节时获得回家的许可。这种缺乏人性关怀的探亲政策，尤为令知青们感到反感。

在那极左思潮弥漫的时期，兵团实施的准军事化管理制度，以及浓厚政治化的氛围，将知青们的思想紧紧束缚于孙悟空被金箍棒定住的圈内，要求他们的思想必须严格保持一致。

在知青插队时期，恋爱行为并未受到任何干预。然而，在兵团成立初期，革命口号被用来严格禁止恋爱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一旦发现有人恋爱，便会遭到严厉的批判。直至数年后，为了促使广大知青在边疆扎根一生，兵团才逐步放宽了对恋爱的禁令。

得益于兵团的准军事化管理，两百余位青年同住一处，共同生活与劳作，彼此间的关系由此变得尤为紧密。即便在返城数十年后，兵团战友间的联系依然保持着远超插队知青的紧密程度——甚至有些同一村落的插队知青已经失去了联络。此外，组织的活动也颇为丰富。据悉，众多兵团以团或连队为单位，建立了网站，并编纂了记录知青年代的文集，而在这些方面，插队知青显得稍显逊色。

六、业余活动

兵团的业余生活颇为多彩，尤其在冬季闲暇之际，各团纷纷组建宣传队，深入各地进行演出。此外，不同级别单位还会举办文艺汇演和比赛，使得团宣传队逐渐演变成一种半职业化的演出队伍。在基层连队，同样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文艺活动，兵团的文艺氛围热烈非凡。

知青插队的业余生活颇为匮乏。这既是因为他们居住地相对分散，也缘于农村经济的相对滞后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开展文艺活动显得尤为困难，即便公社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也难以像兵团那样保持长期的活跃。

在乡村，一年之中难得一见电影放映，而每当有电影上映，村民们便不惜跋涉十余里，甚至更远的路程前往观看。观影之乐，宛如佳节庆祝，让人兴奋异常。

知青在农村的文化生活，其中读书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由于农村并无禁书的严格限制，他们得以将城里的禁书带入农村，随心所欲地阅读，无人加以干涉。

七、接触底层社会

中国农民构成了我国社会的最基础阶层。插队生活让知青们深入接触到社会的最底层，亲身经历了农民的艰辛生活，目睹了他们的苦难。无论是北国的冰雪覆盖，还是南疆的烈日炎炎，无论是崇山峻岭之间，还是在延安这片圣地，知青们在多样的农村环境中，不仅接受了贫下中农传授的劳动技能和生活能力，还参与了忆苦思甜的教育活动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许多贫下中农在忆苦思甜时，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——他们回忆起六十年间的苦难，包括饥饿的经历，以及节日里连肉都难以享用的困境……

众多插队知青亲历了中国特有的逃荒景象，难民们手持大队开具的通行证踏上逃荒之路。他们目睹了农村竟有家庭仅拥有一条裤子的困顿情形。农村中的小煤窑依旧沿用着我国数千年的原始劳作方式，众多插队知青在亲身经历了小煤矿的恶劣环境后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震撼。这一切无不唤醒了他们长期被光辉形象所束缚的大脑深处神经细胞，点燃了思考的火花。

插队知青们在面对千变万化的环境时，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磨练，然而，他们对于中国农民的认知与思考，却往往出奇地一致。

兵团独特的管理体制，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准显著高于我国广大农民。即便兵团内部存在农工，他们亦能享受到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，远超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。此外，在政治氛围较为浓厚的兵团环境中，农场的老职工亦难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状况。因此，尽管兵团知青身处条件艰苦的边疆之地，尽管他们历经磨难，但与我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仍有一段距离。

在相仿的条件与环境中，兵团知青所经历的磨砺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，他们的思想与认识亦趋于统一和协调。

于两种土壤环境各异之地，播撒同一种种子，却迎来了迥异之收成。